封面故事／組織工會 她們飛蛾撲火

勞工日（9月的第一個周一）過後，汽車工人聯合會醞釀罷工，代表紐約公校校車的工會也說「可能罷工」……。疫情過後的勞資糾紛與罷工特別多嗎？從去年的鐵路工會差一點罷工成真、多地的教師工會要求提高薪資，到今年的16萬名好萊塢編劇與演員的罷工尚在進行中，幸好逾30萬的UPS運輸工人的罷工喊卡。

如果談判破裂，15萬名汽車工人真的罷工，那麼今年將是2018年以來，最多勞工罷工的一年。2018年有37萬教師（2019年有26萬教師）罷工，疫情期間維持平靜；紐約時報在勞工日前夕報導，今年美國的罷工狀況可能達到近幾十年來罕見的「盛況」，康乃爾大學工業與勞工關係學院的數據顯示（其中包括各種規模的罷工），今年迄今已記錄了251起停工事件，比政府的統計數字多了數百起。

1970年代和80年代以來，工會活動整體減少，當時每年罷工的工人人數經常超過40萬。

康乃爾大學的布朗芬布倫納(Kate Bronfenbrenner)博士等人認為罷工和工會組織的復甦是一種趨勢。她說，調查顯示，近年來公眾對工會的支持度增加，雖然私營企業的工會會員人數很少，但蓋洛普8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，大約67%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支持工會，十年前為54%；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工會未來會比現在更強大，2018年僅有19%如此認為。

布朗芬布倫納博士說：「當大規模罷工像浪潮一樣席捲全國時，它們就會具有傳染性。」

在這樣的氣氛下，我們來回憶美國勞工運動中的重要關鍵事件。

1911年3月紐約一場「三角襯衫工廠」的火災發生之前，1900年代美國最大的工會之一「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盟」 (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，ILGWU) 在1909年和1910年已有兩次成功的罷工，該聯盟代表了數十萬服裝業工人，其中大多數是女性，其成員及其盟友推動制定新法律來保護有組織的勞工。1911年這場毀滅性的火災後，他們獲得廣泛有力的支持。到了1920 年代，ILGWU已成為重量級的組織。

《飛蛾撲火：兩個女人組織工會的故事》( On the Line: A Story of Class, Solidarity, and Two Women's Epic Fight to Build a Union）一書中，即講述了「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盟」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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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為該書第二章「火」（部分內容節選） 

我第一次談1911年的三角襯衫工廠火災是在工會培訓課上。我激動得講不下去，必須用力咬住舌緣才能鬆開哽住的喉嚨。那是2004年初，距我們第一次同坐在你家客廳已過一年。我站在20到25人面前──他們都是在鳳凰城積極組織工會的產業內部領導運動的工人：鐵工、屋頂工、油漆工和洗衣工。 

這是三日密集訓練的第一天，我應該要簡介紡織成衣工會的歷史，它衍生自已成傳奇的國際女裝服飾工會（International Ladies’ Garment Workers’ Union, ILGWU），該組織創建於1900年，在1920和30年代持續擴展的勞工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。我應該要講述的簡史是個開枝散葉的故事，一個工會追著產業跑遍全球的故事。情節大致如下：19、20世紀之交，服飾業以紐約為中心，那裡的工人組織起來，爭取安全的工作條件與合理的工時和待遇。產業為逃避工會運作而移到南方，那裡的工人也開始組織。於是這產業又遷至墨西哥及中美洲的加工出口區（maquila sector），在那裡，工人也組織起來了。產業再遷往南亞和東南亞，現正移入中國。隨著美國本土的服飾生產衰退，工會將焦點轉向其他產業，如商業洗衣廠，那裡的工人面臨著類似機器上的類似危險，洗滌如今從世界另一頭製造出來的布料。

………………

你和其他受訓的洗衣工人都知道哈瓦蘇湖城洗衣廠的火災，知道那個試圖堵住出口、強迫大家繼續工作的經理。將近一世紀前，三角襯衫工廠的經理們從大多數工人無法進入的通道逃出，跑上屋頂。廠房的一個出口上了鎖──公司擔心工人竊取零頭布和線軸，或未經批准便偷懶休息，因而鎖上門，令工人下班時排成一列從唯一的出口離開，還要他們翻出口袋和皮包讓警衛檢查。當火勢延燒整間工廠，工人被鎖在裡面。他們跑到窗邊，爬出窗台，再爬上大樓的簷口。有些工人跳下來；有些掉下來。經理們逃到屋頂，再往上爬到另一棟建築。從隔壁安全的屋頂上，他們可以看見身體跳／掉下去。

我想在培訓中談火災和人，談婦女，主要是移民女性，在一個世紀首尾兩端似乎彼此呼應的時刻奮戰。我首先指出百年前──甚至在火災發生前──製衣工人便在紐約市組工會，起初是一家接一家小工廠進行。當時尚未有聯邦政府支持的程序讓工人辦工會選舉，要想強迫公司注意只能靠罷工，所以製衣工人就罷工了。他們要求提高工資、縮短工時，也要求更安全的工廠：不必花錢租椅子坐，將縫紉檯移近窗戶以便更容易看見針，需要時便可去上廁所，清除廠房裡的碎布和成堆線頭以防止火勢蔓延。

這個逐廠進行的策略在1909年改變，當時有位名叫克拉拉．萊姆利希（Clara Lemlich）的工人，在一場工會會議上不按順序發言，呼籲總罷工。在場工人紛紛響應，第二天便起而罷工，參加者愈來愈多，最後超過兩萬人。我向受訓的學員，向你和其他工人領袖描述──你們正在組織的同事大多為移民──公眾，尤其是富裕的婦女開始支持工人的經過：她們發現廠方為了遏制罷工毆打少女和年輕女性，而自己每天穿的衣服就是由這些血汗工廠製造；她們再也無法忽視這種暴行就發生在自己的城市，離家僅幾個街廓；她們意識到只要自己願意，便可以走到蜿蜒過紐約製衣廠區的糾察線，站在那裡見證罷工者遭受的暴力。

我就事論事，平靜地講完這部分故事──1909年的抗爭及後果，而且我想我當時非常認真，態度就像在傳達某個迫切的教訓，不是基於個人經驗，而是根植於集體的過去。那正是我的感受，覺得培訓屬於一個近乎神聖的悠久傳統：教導工人組織與獲勝的必要技能。但當我開始談三角，那家拒絕與罷工者達成協議的襯衫公司，16個月後發生美國史上最慘烈的工廠火災，害死146名工人，我的聲音哽住，不得不停下來，尷尬地站在教室前方，過一會兒才有辦法繼續。

………………

目前保存在各種檔案中的火災紀錄多半以類似文句寫成，某些措辭重複，甚至一字不差，大概因為它們都源自相同的一手資料：當時在華盛頓廣場的旁觀者威廉．薛普（William Shepherd）一面看工廠燃燒，一面打公共電話給記者，記者寫下他的敘述，透過電報發布後登上全國報紙：

我聽懂了一種新的聲音──恐怖得無法用言語形容。那是活生生的軀體加速撞上人行道石板的重擊聲。

砰－死了，砰－死了，砰－死了，砰－死了。62聲「砰－死了」。我這樣稱呼它們，因為那個聲音與死亡的念頭每次都同時襲向我。要看到他們落下的過程並不難。高度有80英尺。

最初10聲「砰－死了」令我驚駭。我抬頭望──看見窗邊有數十名女孩。從樓下往上竄的火焰撲打著她們的臉。不曉得為什麼，我知道她們也一定會落下，我內心有什麼東西──某種我沒意識到的東西──讓我堅持站在那裡。

我甚至看著一個女孩墜落。她揮擺雙臂，努力讓身體保持直立，直到撞上人行道的瞬間，她一直在試圖平衡自己。接著傳來砰一聲──然後是一團靜默不動的衣服和扭曲的斷肢。

這篇報導據稱是即時轉錄薛普的現場敘述，卻以過去式寫出，不同於那些從火災倖存工人的陳述拼湊而成的版本。工人的敘述雖記錄於事後，卻多以現在式表達，彷彿在要求讀者注視他們所目睹的，與他們一同見證這場慘劇。這些檔案許多都保存在組織中──它們關注現今工廠的工業暴力，以及身體在工作中持續面臨的危害；用現在式講述這場火災兼具隱喻與影射的效果。其內容大致如下：

1911年3月25日，接近下班時間，大火吞噬了三角襯衫公司所在的埃什大樓（Asch Building）第八、九、十層，短短18分鐘造成146名工人死亡。消防隊的電話在下午4點45分響起。一通，又一通，再一通，再一通，總共四通電話。消防員趕到現場，但救不出鎖在裡面的工人。窗戶冒出滾滾濃煙，接著火焰竄出，衝向街道上空。然後工人出現在窗台上。許多人往下跳。有些被燒死在建築裡。有些人跳向停止回升的貨梯，結果摔死在電梯井。有些人被崩塌的太平梯壓死，那是大樓唯一的太平梯，梯道被屍體堵塞，因為它沒通到地面。廠房裡僅有幾桶水可用來滅火。大樓外，消防員的雲梯只搆得到六樓，水帶的水噴不上九樓，安全網承載不住墜落的身體重量，像紙一樣應聲破裂。

培訓前夕我很緊張──那是我第一次幫忙輔導培訓課程。我將是教室裡最年輕的人，是僅有的四名女性之一，也是唯一西班牙話不流利的人。我熬夜準備，複習想講的內容，再三讀我在網路上找得到的那場火災資料，大聲練習發音。我草草寫下筆記，扔掉它們；條列要點，也把它們扔掉。最後，我決定相信自己到時候就會知道要講什麼。

睡著時，我又夢到蛾。鱗翅僅餘灰燼，焦黑的軀體黏在我身上。牠們並沒有真的起火，只是悶燒著。

這種合併的感受至今仍跟著我。有時候，宛如一種聯覺，當我在世界上看見一隻蛾，就會聞到煙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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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摘之外

蛾和火，是書中緊緊相纏的隱喻。蛾是盲目追逐火焰，或者迎向光明？火是象徵希望還是危險？ 

作者戴西，一個上過大學的白人女性，到亞利桑納州鳳凰城危險的洗衣廠，企圖組織一個充滿移民工的工會。工人們日復一日在沒有安全裝置的生產線上工作，從醫院、酒店、餐廳輸送來的骯髒布巾，包裹著刀、針頭、糞尿、嘔吐物……。不需向他們解釋「階級」是什麼，看看疲憊的身體、大大小小的工傷、只夠付房租和廉價食物的薪水、不斷調快生產速度的上司──階級顯而易見。問題是，如何讓「我們」團結？

墨西哥女工阿爾瑪準備好要在洗衣廠組織工會，她影印一張張的傳單、敲同事們的家門、說服周圍的人簽工會卡、帶頭停工並將請願書甩在主管桌上。她問，「每個人都害怕，所以是什麼讓某些人跨過恐懼的門檻？全憑憤怒嗎？是勇氣嗎？那些在恐懼中倒下的人，是太害怕，或只是不夠生氣？」

黛西和阿爾瑪在這場勞工運動中是並肩的戰友、親密的朋友，但仍要面對的是，專業組織者和其協助組織的工人，核心的差距是什麼？

這本書描寫組織洗衣廠工會的艱苦過程，有珍貴的歡笑、互助、友誼，同時也反省工會內部的民主、組織者由上而下的領導性、對於掌握權力的錯誤妄想、上級工會的政治鬥爭……在勞工運動中，工人要面對的不只是資方，也包含所屬的工會及自己。另一方面，書中也爬梳美國勞工運動百年來未正視的性別議題，「工會的男人總認為女人是靠不住的士兵」，然而1909年受不了男性工會幹部空話而上台登高一呼總罷工的，是一位縫衣女工。